星期五, 2月 16, 2007

Roger Waters: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Live

一個有理性的Pink Floyd樂迷應該知道現在要再看四人Pink Floyd的現場演出已是不大可能的事,難得其創作靈魂Roger Waters訪港演唱,即使不是親睹Pink Floyd的完整肉身,起碼也要來感受一下Pink Floyd的神髓。昨夜在會展的「前衛搖滾宗師懷舊之夜」中,Roger便一口氣將自己在Pink Floyd時的經典概念創作演唱出來,人雖老,火氣依然不減。

演唱會的第一部分以Pink Floyd在“Dark Side of the Moon”後的名曲為主,第二部分則是大碟“Dark Side of the Moon”的完整演唱。當中最特別的可算是Roger親自唱出”Have a Cigar”,以及在”Set the Control for the Heart of the Sun”中間一段instrumental中加入的saxophone。Roger並以兩首獻給前Pink Floyd成員Syd Barrett的名曲來悼念早前逝世的的Syd。“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 中便多次出現Syd的footage,而在唱“Wish You Were Here”時銀幕上更出現了一片洋燭海。

演唱會也出現了不少Pink Floyd的經典settings,例如演唱 ”Sheep” 時出現”Animals”的飛天豬和”Time”的時鐘流影像。昨夜飛天豬身上寫滿字句,包括中文句「你可以重寫歷史,但不能改變它」以及寫在豬屁股上的”IMPEACH BUSH NOW” (立即彈劾布殊)。其實演唱會中曾數次出現布殊的影像,包括在反戰歌曲 “Us and Them”中。而在其新的個人作品“Leaving Beirut”中,Roger更罕有地鬧得直接: “Oh George! That Texas education must have fucked you up when you were very small!”,全場即時歡呼。

Encore部分可算是小型的”The Wall” set。在“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和”Bring the Boys Back Home”中我第一次高聲叫出 “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以及 “Bring the boys back home”,現場演唱令我真正感受到那種「反建制」的狂熱感如何使人血脈沸騰,感覺非常爽。演唱會以一曲”Comfortably Numb”作結,圓了一眾本地老幼Pink Floyd迷一睹其現場演出的心願。


Set List:
In the Flesh / Mother / Set the Controls for the Heart of the Sun / Shine on You Crazy Diamond / Have a Cigar / Wish You Were Here / Southampton Dock / The Fletcher Memorial Home / Perfect Sense Part 1 & 2 / Leaving Beirut / Sheep

Speak to Me / Breathe / On the Run / Time / The Great Gig in the Sky / Money / Us and Them / Any Colour You Like / Brain Damage / Eclipse

The Happiest Days of Our Lives /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 Vera / Bring the Boys Back Home / Comfortably Numb



連載於音樂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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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2月 13, 2007

Grand Illusion: 如何不以戰爭場景傳達反戰信息


每當傳媒試圖散播反戰信息時,他們大多喜愛加上載有遭受戰火蹂躪的城鎮、殘破不堪的民居、受害者滿佈傷痕的軀體,以及人們痛苦哀傷的神情的相片和影像,以反映戰爭帶來的傷害破壞,引發人們的對戰爭暴力的痛恨和對戰爭受害者的同情心。但曾有不少學者擔心,在這資訊氾濫的年代,當觀眾不停反覆接收這類視象信息時,他們可能會對戰爭暴行變得麻目,產生習以為常的反效果。

當一場戰爭爆發了,反映戰爭的殘酷境像,主要效果實在只是引起大眾的注意和激起他們的同情心,這對避免另一場戰爭的作用卻值得商榷。其實媒體可以由治本的角度出發,由紛爭的根源入手,效用也許更直接。於一九三八年上映的法國電影《Grand Illusion》可被視作其中一個例子。

《Grand Illusion》沒有對戰爭作出直接的描繪,電影中並無戰火連綿,槍林彈雨的場面,它所表現的是戰俘營中來自不同階層,擁有不同國籍,操著不同語言的軍官如何面對當前的局勢。導演尚雷諾亞(Jean Renoir)借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戰俘逃獄的故事,指出在人際關係中造成障礙的因素: 階級分歧、語言隔膜、種族矛盾,藉此希望人們對當時紛爭的成因作一反思,避免世界再陷入另一場戰爭中。


階級間的分歧

《Grand Illusion》中的角色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他們有些是貴族,有些屬於中產階級,有些則屬工人階級。不同階級彼此間所持的成見也許是令分歧存在於他們之間的原因。

電影其中兩位主角便是擁有貴族身分的軍官,他們分別是來自法國的de Boeldieu和來自德國的von Rauffenstein。然而,同樣身為貴族,兩人對階級身分抱有不同的態度。Von Rauffenstein擁有身為貴族的自我優越感,心中看不起身邊的下士,對當時貴族在社會上的地位及影響力逐漸下滑的現象亦感到憂慮無奈。De Boeldieu則較接受身邊較低下的階層,雖然言行習慣會跟他們的有所分別,de Boeldieu仍樂於與他們相處,對貴族地位被取締的現象也逆來順受。這種分別從de Boeldieu願意犧性自己以協助兩名同樣來自法國的低下層人仕Marechal與Rosenthal逃走可作引證。

當然,階級間的分歧是相向的。Marechal曾坦言de Boeldieu那種貴族的拘謹作風令身邊的普通人感到不自在。然而當Marechal知道de Boeldieu願意掩護他與Rosenthal以助他們逃走後,相信他也能將一切成見放下。

貴族為責任(duty)與光榮而參戰,因此de Boeldieu認為在戰爭中死去是貴族的一條「出路」。但對一般軍人來說,他們只是紛爭中一隻一隻的棋子,縱使戰爭對他們毫無意義,也只能任由上級擺布,戰爭的荒謬就是由此以來,因此de Boeldieu也說他們於戰事中犧牲是一場悲劇。

語言築起的隔膜

聖經提及人類本來只說一種語言。其後人類為接近天堂而興建巴別塔(Tower of Babel),觸怒了上帝。為了阻止那建設落成,祂決定將人類的語言變成多種不同的版本,使他們不能再有效地溝通。這種言語上的分別,也進一步加深了不同人種之間的不瞭解。

《Grand Illusion》中的戰俘營內,法國的戰俘和擔當守衛的德國士兵並沒有太多言語上的交流,片中更可見Marechal鬧著玩地模仿德國士兵的口音。語言屬於一個族群其中一種身分認同的象徵,因此可理解Marechal被單獨囚禁時為何會瘋了般叫喊不能呆在沒有法文的地方。

電影裏一眾角色中,只有de Boeldieu、von Rauffenstein和Rosenthal懂得母語以外的其他語言。Von Rauffenstein喜歡以英語跟de Boeldieu交談,他甚至在其餘不懂英語的低下層面前以英語跟de Boeldieu溝通,這除了反映他刻意將其他階級排除於外的用心,亦以當時英語的地位突顯自己的學識之高。可見語言甚至能成為階級間的屏障。

電影中能把操不同語言的人拉在一起的原素有二。第一種是音樂。當Marechal被單獨囚禁時一名德國獄卒為安撫Marechal而送他一個口琴。Marechal即時吹起音樂來,而獄卒亦跟著旋律哼起來,道出了音樂是一種世界共通的語言。而影片在後段亦有進一步顯示音樂有著拉近人們關係的作用:Marechal跟Rosenthal在山路上靠一首歌和好如初;Marechal和Rosenthal跟德國婦人Elsa在平安夜播放樂曲的一幕,更是影片中最和諧的境緻。值得一提的是若音樂是配有歌詞(語言的出現),那麼該一首曲便有機會翻起人的國族意識,這從一眾法國戰俘在得悉傳聞祖國打勝一場戰役而高歌「馬賽進行曲」(法國國歌),事後Marechal因發起戰俘們歌唱而被單獨囚禁一幕可見。

第二種是愛,或由愛衍生出來的關懷。這從Marechal與Elsa的一段關係可見:自他們倆開始親近後,竟學習起對方的語言。引伸出來,當人們抱有互相關懷的態度,為了增進瞭解,他們也許會產生學習對方文化的興趣。

種族間的矛盾

《Grand Illusion》上映之時,法西斯主義正在令整個歐洲處於動盪不安的局勢,其中以希特拉(Adolf Hitler)為首的納粹德國更掀動著反猶太的純種族主義旗號,為世界帶來不能磨滅的傷痕。電影其中一個角色Rosenthal就是猶太人,這可算是一個針對性的安排。Rosenthal來自銀行世家,家境富有,為人卻很慷慨,經常把收到的食物與同一囚室的伙伴分享。能操法語及德語的他,亦間接拉近了Marechal與Elsa之間的距離(Rosenthal向Marechal傳譯Elsa的德文)。刻意將Rosenthal設定為討好的角色,可見導演對反猶太政策的抗議。

電影亦有一幕描述一名黑人戰俘在營內遭受其他人的冷漠對待,當時該黑人將自己的手製作品展示給Marechal與Rosenthal,最後只換來他們的冷淡回應。這一幕頗能反映現實中種族歧視的性質:人們普遍難以完全認同少數族群,而即使身為少數族群的亦可能有輕視其他少數族群的傾向。


《Grand Illusion》並沒有以戰爭造成的破壞折磨製造感染力,它並非只希望觀眾感受戰爭帶來的痛苦,更重要的是引領觀眾思索問題的根源。時隔七十年,國籍、階級、種族間的不暸解和矛盾仍然存在於現代社會。美伊戰爭、西方對中東人以及伊斯蘭教徒的顧忌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電影光碟中載有一段導演尚雷諾亞的談話,他在談話的尾段說:「這是一齣關於人際關係的電影。若我們不把這議題化解,我們只有向這世界說聲再見。」事實證明,問題一日未能化解,紛爭只會接踵而來。



連載於光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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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2月 05, 2007

"放‧逐"中暴力美學的營造模式

暴力美學(aesthetics of violence)是電影形式主義(formalism)的其中一種體現,電影工作者藉著風格化的影像處理,刻意地加強槍戰、打鬥等暴力場面的美感和感染力,為觀眾帶來官能上的刺激。港產片雖然並非電影暴力美學的起始者,但八十年代一系列槍戰電影卻對往後影壇同類片種的製作有著一定的影響力,當中以吳宇森的《英雄本色》和《喋血雙雄》中帶有詩畫情意的暴力美最為人推崇。九十年代中,吳宇森雖遠走荷李活,而然港式暴力美學仍有其接班人,那就是本文所談《放‧逐》的導演杜琪峰。

《放‧逐》可算是一次純暴力美學的表現,原因是此片並沒有一個實質具體的劇本 (影片少有敘事情節,更由此至終未曾交代過片中一切恩怨情仇的由來),劇情的推進主要依靠五場經過仔細安排和深刻描繪的大型槍戰:1) 三位主角在張家輝家中的槍戰,2) 兩幫在餐廳內的混戰,3) 兩幫人在黑市醫生診所中相遇一幕,4) 在山中搶截黃金一幕,5) 片尾在酒店大堂的槍戰。以下將由《放‧逐》五場槍戰的情節、場景、角色描繪、鏡頭、剪接等方面分析此片如何營造出暴力美學。

第一場槍戰在張家輝家中發生。當時張家輝、吳鎮宇、黃秋生站在光線暗淡的客廳中,形成一個三角形,其中吳、黃兩人站在鏡頭前的兩旁,而張則站在遠方的中央,表達了吳、黃爭奪張的處境(一個要殺,一個要救)。為表示一場君子之決,三人心中共識每人只用六發子彈,張每上一發子彈黃則落一發子彈的一幕形成一種鮮明的節奏。槍戰爆發前房門前布幕隨風飄動,以及爐上瓦煲冒煙的境象帶出一種大戰蓄勢待發的氣氛。槍戰時的剪接頗為快速,子彈橫飛時可見到槍火和子彈發出後的煙霧,張的妻子(何超儀 飾)則手持佛鍊唸經。其後三人發現嬰兒的哭聲,何稱嬰兒肚餓而餵奶,三人間的槍戰由此結束。嬰兒的哭聲使人聯想起「家」,餵奶使人聯想起「食」,這也許促成了後來一眾角色合力搬家私和做飯的情節。

第二場槍戰所在的餐廳外形活像一個鳥籠,為槍戰添上困獸鬥之感。整場槍戰以短鏡頭快速剪接而成,加強了其混亂感。此幕先以任達華質問黃秋生何以不完成任務(殺死張家輝)來營造緊張的氣氛,當時全場寂靜地注視兩人,及後任向黃開槍為槍戰揭開序幕,由本場槍戰起可見角色中槍後所濺出血水花。其後有人將餐廳內的燈全數射毀令餐廳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加上張、黃等人目標不一(任達華、林家棟),以及援兵來臨將新一條戰線由餐廳外迫向餐廳內,使形勢進一步混亂。

第三場槍戰的場內佈滿垂直的布幕,黃、吳等人在任達華、林家棟進入單位後屏息躲在布幕及屏風式木門後,直至林家棟發現桌上他們先前用過的水杯,眾人掀起布幕,槍戰隨之爆發。慢鏡畫面中只見布幕隨著角色掀動而飄盪,槍火不斷,血花四濺。這幕場景所製造的空間感特別強,布幕將原本只是一廳數房的單位分成眾多空間,供角色穿梭及掩護,布幕配上慢鏡飛盪的場面帶有強烈的美感。而其後吳、黃等人一邊落樓梯一邊與單位內的人互相開火一幕,鏡頭與角色的直向移動亦與闊銀幕畫面本身形成一個對比。張家輝聽到風鈴聲響起,家的感覺在潛意識中浮起,及後不支倒地,照在他面上的紅光彷彿已預示了他的下場。

第四場發生在山中的槍戰,則改由負責運送黃金的任賢齊擔正。他在此幕中架著太陽眼鏡,口唸著香煙,只見他在同伴一一被擊倒時仍從容不迫地向搶金者一槍一槍絕無虛發地還擊,可以想象其為人如何冷靜。整場戲的槍戰部分亦是以慢鏡展現觀眾前。

最後一場是在酒店大堂裏的決戰。當黃秋生、吳鎮宇等四人步入酒店準備會見任達華一幫人時,只見他們一直在飲酒,叫嚷和鬧玩著,可見他們一早已視死如歸,而將何超儀救出和選擇並肩作戰亦是影片為主角眾人的義氣所作的最後一次印證。正式的槍戰由黃把啤酒罐踢上半空開始,以一貫的慢鏡展現多人對戰的壯烈情景,由於場內並沒有任何可供遮掩的地方及物件,這場槍戰可謂五場之中最直接爽快的一場。啤酒罐的起跌在這場戲中表現了槍戰短促的時間,亦象徵了場內各人生命盡頭的倒數。直至場內眾人倒地,啤酒罐亦同時落地。

綜合上述五場槍戰,我們不難察覺杜琪峰在《放‧逐》中營造暴力美學的方式:1) 槍戰爆發前總有一種令人不安屏息的平靜,與隨之以來的彈雨槍林形成強大對比;2) 以短鏡頭快速剪接令場面變得更緊湊刺激,並加強其混亂感;3) 以慢鏡突顯槍戰的壯烈感,並藉此將角色英雄化、浪漫化;4) 以場景及物件表達象徵性意思或營造特定的視覺效果;5) 以光線暗淡的場景營造氣氛;6) 配上槍火,煙霧及血花強化視覺效果。除了由槍戰所表現的動態暴力美外,《放‧逐》中其實亦有出現靜態的暴力美:滿身鮮血、面色滄白的張家輝臨終前在車上迴光反照留下一句「回家去」,以及何超儀在家中把張的遺體與家俬一并燒毀的兩幕,情境淒美,難以不令人心酸。

不少人認為暴力美學會渲染暴力,其實渲染暴力與否是很視乎創作人的目的與心態。《放‧逐》中雖有多人在槍戰中身亡,但影片並沒有發泄式的暴力描繪,沒有刻意突出血腥的場面、角色的死狀或痛苦神情,也沒有安排任何殘暴的情節,死去的人全是很簡明的中槍而死。憑製作者在場景調度、鏡頭及剪接所下的功夫,《放‧逐》成功帶出了美學效果,並能將義氣和對家的盼望等富有人情味的原素投放在內,誰說暴力美學毫無人文價值?

(功課一篇,既然跟電影有關,就放埋上黎吧...)



連載於光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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